溫柔敦厚、晶瑩清澈、典雅雋永的女作家琦君

琦君，本名潘希珍，市面上許多書籍將琦君的本名寫為「潘希真」，而琦君本人則澄清說明：實際上，我最早的名字是珍珠寶貝的「珍」，因為，大學時候，我的老師說女孩子老是珠光寶氣的不好，所以幫我改為「真實」的「真」。聲音唸起來還是一樣，是「希望真實」的意思。但是我的身分證和許多的證件，都還是用原來的「珍」，所以實際上還是珍珠的「珍」。

琦君1917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生於浙江省永嘉縣瞿溪鄉，生父：潘國康（1886年3月30日－1918年5月29日），生母：卓氏（1892年2月9日－1921年9月23日），乳名是「小春」，小名是「春英」。

幼時父親將她托給奶娘照顧，混在鄉村雞鴨群裡長大，自小與雞對望，因此常被啄得滿臉傷還滑成了滑稽突梯的鬥雞眼，又因為沒有人同她講話，只有一隻大黃牛鎮日「哞哞」地叫，因此琦君到了三歲還不會說話，見了人只會「哞」。琦君一歲喪父，四歲喪母，是伯母含辛茹苦的撫育倆兄妹長大的，因此琦君散文中諸多描寫母親的文章，其實就是指慈藹偉大的伯母潘葉夢蘭（1881年12月12日－1941年11月27日），而父親便是伯父潘國剛將軍（1882年6月6日－1938年6月6日）。

琦君寫道：「我忍不住要向親愛的讀者朋友吐露一件心事：數十年來，我筆下的母親，其實是對我有天高地厚之愛的伯母。我一歲喪父，四歲喪母，生母於奄奄一息中把哥哥和我這兩個苦命的孤兒托付給伯母，是伯母含辛茹苦撫育我們兄妹長大的。……我一直在伯母的愛撫下長大，而奇怪的是，我竟一直喊她大媽，沒有喊她一聲媽媽。記得有一次，我傻傻地問：「大媽，我為什麼不喊妳媽媽呢？」她定定地看著我，沒有作聲。邊上的五叔婆說：「因為你不是大媽生的呀！」母親緊緊摟我在懷中，低聲地說：「不要多問了，有娘疼就好。」

雖然琦君有母親百般的疼愛，然而父母之間不幸的婚姻也讓她小小的心靈受到創傷。琦君的父母自小便是青梅竹馬的表姐弟，在傳統的婚約之下指腹為婚，但彼此的教育方式及思想觀念上卻有著極大的差異，後來，甚至在母親三十歲生日時帶回一個姨娘，傷透了母親的心。這位姨娘既新潮又時髦，美麗的打扮讓父親完全將母親置之一旁，母親從此受到了冷落。

在琦君八歲的那一年，父親退休了，他要帶哥哥北上，使得原本相依為命的兄妹，竟一別而成永訣。由於姨娘不願回家鄉，因此父親總是帶著哥哥和姨娘住在北平，留下琦君和母親在家鄉相依為命，琦君便因此與哥哥分隔兩地，總要好長一段時日才能見上一面。除了生父生母去世之外，另一件令琦君感到天人永隔的便是哥哥的早逝了，琦君和哥哥潘長春（1914年5月23日－1927年2月23日）兄妹情深，兄妹倆就算被迫分開，書信往來卻一直未曾間斷過：哥哥的病一直沒好起來，在病中，他用包藥的粉紅小紙，描了空心體的「松柏長青」四個字，又寫了短短一封信給我說：「妹妹，我好想念媽媽和你，可是路太遠了，爸爸不帶我回家鄉，因為二媽不肯回來，我只好在夢裡飛回來和你們相聚了。」琦君的哥哥身體一直不是很好，加上姨娘天天出去打牌，疏於照顧，讓哥哥一天到晚吃餅乾，因此哥哥小小年紀便死於急性腎臟炎。

琦君在《金盒子》一文中寫道：第二年的春天到了，我天天在等待哥哥的歸來。可是造物主是多麼殘忍啊！突然一個晴天霹靂似的電報告訴我們，哥哥竟在將要動身的前一星期，患急性腎臟炎死了。我已不記得當這惡耗傳來的時候，是怎樣哭昏過去的，只覺得醒來時，已躺在母親的懷裏，仰視淚痕斑斑的母親，孩子的心，已深深經驗到人事的變化無常。琦君一向非常崇拜哥哥的聰穎機智，與哥哥的感情至深，失去哥哥這唯一手足血緣關係的親人，讓琦君痛不欲生，小小年紀的她受到一連串的打擊，若沒有了母親的關愛，這孤苦無依的小女孩豈能依然包容世上所有的不順遂，用愛來對待他人甚至小動物，乃至於成為筆端總帶有情感的大作家呢？

琦君的哥哥死後，父親從北平回到杭州，琦君要去迎接有失子之痛的父親，這一段描寫，看了叫人心碎：我那時才八歲，我牢牢記得，父親到的那天，母親要我走到轎子邊上，伸雙手牽出父親，要面帶笑容。我好怕，也好傷心，連一聲爸爸都喊不響。父親還是穿的藍灰色長袍，牽著我的手走到大廳裡坐下來，叫我靠在他懷裡，摸摸我的臉、我的辮子，把我的雙手緊緊　在他手掌心裡說：「怎麼這樣瘦？飯吃得下嗎？」這是他到家後，對我說的第一句話，聲音是那般的低沉，我呆呆地說：「吃得下。」父親又抬頭看看站在邊上的老師說：「讀書不要逼得太緊，還是身體重要。」不知怎樣，我忽然忍不住哭了起來，不完全是哭哥哥，好像自己也有無限的委屈，父親也掩面而哭。好久好久，他問：「你媽媽呢？」我才發現母親不在旁邊，原來她一個人躲在房中悄悄地落淚。這一幕傷懷的情景，我畢生不會忘記。

琦君的父親潘國綱將軍（號鑑宗），曾留學日本，是民國初年在浙閩一帶叱吒風雲的駐防師長。他是一位文武兼備的儒將，除了善於帶兵打仗之外，也經研於古典文學，嗜讀書、也愛寫詩，尤好藏書，在杭州的住處就有大量的圖書珍本，可惜因戰亂，部分毀於戰火，部分毀於不肖奴僕的盜賣。其餘上萬冊的書，皆由琦君在其身後代為捐贈給故鄉的圖書館和杭州大學。

在琦君八歲的那一年，父親因不願打內仗、殺同胞而不再當軍官，他退休後手裡常拿著十八羅漢念佛珠，晚年將田產1/3捐給族裡祠堂；1/3捐給本鄉辦學；1/3留給家族子女。不過1949年大陸淪陷後，老宅、莊園被共產黨拿去。1938年6月6日潘國剛將軍過世時，先總統蔣公中正賜題「我思故人」四字。

潘國剛將軍喜讀書作詩詞，對琦君期望很大，家教也很嚴。琦君五歲時，就給她請來家庭教師葉巨雄先生，為琦君奠定了深厚的國學根基，是琦君的啟蒙老師。先從每天認五個方塊字「人、手、足、刀、尺」開始，但資質聰穎的琦君，一下就學會了，老師便再加五個、十個、十五個﹍﹍﹍越加越多，也越加越快，認字的功課就越來越重，為了逃避老師的「才女」教育，差一點到尼姑庵剃髮出家了。

在十年的私塾生活，琦君背了許多中國的古書，包括：五歲，認方塊字；六歲，學描紅；七歲，讀詩經、唐詩、習字；八歲，讀女誡，孟子；九歲，讀論語、唐宋古文、左傳，學做古文；十歲，她就過目能湧，揮筆成文了。由於受到傳統文學教育牽制，老師及父親均將小說視為末道小流，故琦君在十歲時常與堂叔偷取姨娘的小說來讀，後來私塾老師也「法外開恩」准許她閱讀《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只是規定要寫心得感想，心覺甚苦。琦君深厚的國學底子，就在這個時期打下了基礎。

其實，真實的琦君不僅“文章甲天下”，還多才多藝，她能說中國許多地方方言：四川話，溫州話，紹興話，杭州話……還喜歡唱京劇、黃梅戲和紹興戲。琦君不僅愛唱歌，唱戲，講故事的本領也是別人比不上的。
琦君早年在溫州瞿溪鎮生活，她的童年是一座「童話寶庫」，有取之不盡的童話題材，凡是在童年生活中的人物、花草和所有新奇的事，都是她筆下的主角，如慈藹的外公、遊手好閒的五叔、忠僕阿榮伯、求學階段的恩師，其中描繪最為感人的是她的母親。

母親即是對琦君和哥哥一對孤兒有著昊天罔極之恩的伯母（琦君喚她為「大媽」），她來自典型的農村，承受著傳統的教育，丈夫長征於外，一肩挑起大宅院的大小事物，教子有方，待人慈善，默默持家，只為丈夫能全心事業。儘管丈夫在外事業有成，家族顯赫，但她自甘淡泊地住在鄉間，料理田地、果園。每年總把最大最甜的果子，寄給杭州的丈夫享用，只要丈夫來信說了一句：「水果很甜，辛苦你了」，彷彿所有的辛苦有了代價，心情也隨之飛揚。 熟讀琦君作品的讀者都會感覺到琦君的母親在她作品中所占的份量。琦君寫得最感人的幾篇文章幾乎都是寫她母親，可以說母親是琦君最重要的創作泉源。

琦君塑造成的母親意像是一位舊社會中相當典型的賢妻良母，她幾乎擁有所有舊時代中國女性的美德，琦君認為「真可作全村婦女的模範」。琦君舉了個例子說明她母親為人的厚道。小時候的琦君總跟著媽媽作家事，其中她最喜歡做的事是撿拾雞窩裡剛產下還熱呼呼的新鮮雞蛋，小手小心翼翼地捧著，快樂地數著「一、二、三、四、五﹍﹍﹍」，突然從某一天開始蛋似乎下得少了，她意外地在豬圈的稻草堆中發現幾十粒雞蛋，心想：不知是哪個偷蛋賊藏在此處，於是機伶的她，偷偷地在每個蛋殼上畫上個「十」字。不久鄰家老婆婆送來一簍蛋，眼尖的琦君看出蛋上的十字記號，就知道是老太太住在琦君家的女兒把雞蛋偷回家，再由老太太送來。琦君站在一邊露出不屑的神色。琦君的母親卻頻頻以目示意要她走開，並對老太太表示十二萬分的感謝。事後母親教訓她說：「小春，幾個雞蛋算得了什麼？難得的是這份情意。你何必計較她女兒把蛋拿出去，而應當感謝她母親把蛋送給我們的心意。況且她母親也不一定知道蛋是怎麼來的。記住，人要厚道，厚道可以積福啊。」琦君說：「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母親的好心腸。」

播下愛的種籽的母親為琦君的人生舖陳了淳厚善良的底色，此後，琦君得以在此上揮灑人生；母親為琦君打好了生命態度的基礎。她對琦君的影響是一輩子的，沒有她就沒有琦君溫潤的、溫暖的、一清如水般文章。但這並不是琦君文章著力之處，而是琦君寫到她母親因父親納妾，夫妻恩情中斷，而遭受到種種的不幸與委屈，這才是琦君寫得刻骨銘心，令人難以忘懷的片斷。看過琦君膾炙人口的名著《髻》的讀者，我想沒有人會忘記二媽頭上耀武揚威的發髻是如何刺痛著琦君母親的心。琦君替她母親嗚不平，為她母親立碑作傳，忠實地記錄下一位菩薩心腸的婦人，在情感上被丈夫拋棄后，是如何默默的承受著非人的痛苦與屈辱。

當然，琦君母親的故事，只有在從前中國舊社會男尊女卑的家庭制度中才會發生。多妻制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一直是家庭的最大亂源。漢朝呂后殘害戚夫人是一個歷史上著名的例子；小說《金瓶梅》西門慶的眾妻妾從頭廝殺到尾，留給我們一幅最生動的中國“封建家庭”浮世繪；李瓶兒與尤二姐都是做小婦的典型悲劇人物，中國家庭權力斗爭下的犧牲品。難怪五四以來，進步青年首先打倒的對象就是中國人行之數千年的“封建家庭”制度，而三妻四妾大男人主義又被列為罪惡之首，不少文學作品對此大加鞭笞，無情揭發。奇怪的是，這些當年轟動一時充滿革命激情的作品，于今事過境遷，卻很少留下深刻印象。

琦君並無攻擊“封建家庭”罪惡的企圖，她落筆相當含蓄，對她父親似乎不便也不忍深責，甚至對她二媽寫得也算寬容，事實上琦君筆下，她父親是一個很正派人物──正派人物對自己發妻不自覺的殘忍，有時更加可怕。琦君用隱而不露的曲筆，卻把中國舊文“怨而無誹”，中國文學這項傳統法則，恐怕還是有點道理的。不過因哥哥的遽逝，以及父親的冷淡和久客不歸，都曾給潘葉夢蘭這位堅忍的母親椎心刺骨的痛楚，最後因為戰亂，在外負笈就學的琦君竟來不及為摯愛的母親送終，這是她一生不可磨滅的遺憾。

1929 年12歲的琦君隨父母遷居杭州，進入「女學堂」就讀。1931年14歲的琦君夢想進入杭州弘道女中成為學堂生，經燕京大學名教授許老伯向父親說服後，父親才首肯琦君考新式、洋人辦的教會學校---杭州弘道女中。琦君原以為唸教會學校可以放開兩條土里土氣的麻花辮，變成西洋畫裡長髮飄逸的美少女，怎知校規甚嚴，竟要剪去蓄留多年長髮，只留下「清湯掛麵」的短髮，令充滿幻想的鄉下小姑娘，一下子夢想幻滅，不勝欷噓。

琦君在杭州弘道女中完成初中、高中的學業。暑假中，琦君飽看新文學作品，外國小說則偏愛《塊肉餘生記》、《簡愛》、《約翰克利斯多夫》、《小婦人》等等。自從讀了《塊肉餘生記》、《簡愛》、《約翰克利斯多夫》、《小婦人》之後，琦君覺得自己不善於想像、創造情節高潮，較適合寫樸素的自傳性的小說。她從古典文學、新文學及外國文學佳作中吸其精華，因此初中部作文比賽，常得第一，成為校刊及報紙副刊的常勝軍，被同學們封為“文學大將” ，但曾試寫小說投稿被退而灰心。

17歲時，琦君寫作小說處女作〈桃花開了的時候〉，不幸碰壁退稿，後經改寫，才登載在校刊之上。1934年17歲的琦君以優秀成績直升高中部，在此時期琦君雖在父親督導下研讀《通鑑》，然而好求知的她，暗中讀著新舊小說，同時受到新舊文學的洗禮。高中時琦君受國文老師指點從回憶入手寫作，才扭轉乾坤屢獲佳績，又重拾寫作的興趣。高一時在《浙江青年》雜誌發表她的第一篇文章《我的好朋友－小黃狗》，從此立志當文學家。在這段期間內，外國老師韋先生用愛的教育，每天單獨教導補強琦君的英文程度，讓琦君對英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另一位王善業老師則鼓勵琦君多多寫作，他曾對琦君說：「你總要寫自己知道的而且有興趣的東西，自己生疏的事物不要勉強去寫，那一定會失敗而且減少你對寫作的興趣的。」，對日後琦君的寫作產生極大的影響。

中學時代，蘊育了對英文的喜愛，因此1937年20歲的琦君中學畢業後，原屬意北平燕京大學的外文系，然而保守的父親卻堅持不讓琦君讀外文，琦君最後只好進入杭州之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就讀，受業於浙父親的舊識江東大詞人夏承燾(字霍禪)門下。對於這樁遺憾，琦君於八十五歲時仍耿耿於懷：我想念外文系，可是我父親不同意，他說：「你是中國人，應該念中國人的東西，尤其夏承燾教授也是讀中文的，而且又是中國文學系系主任。」可是，說實話，到現在我還後悔，為什麼當時不念外文系呢！可是人是後悔不完的，只有現在多看看外文！

雖然琦君對於不能讀外文而深感遺憾，但夏承燾老師卻也影響琦君至深，是琦君最感念的恩師。琦君擅長心理的描寫，乃是遵奉夏老師的教導：「寫文章不僅要鍛字鍊句，更要練意，要練到人人意中所有，人人筆下所無，才是人間至文。」夏承燾老師常引領學生欣賞大自然，憑個人興會領略作品，就個人性向寫出自己真性情的作品，這樣耳濡目染之下，影響了琦君一生樸實無華、淡雅雋永的寫作風格，讓她的文章樸實優美，觸動人心！

琦君回憶：「他都說寫文章，心要輕，筆要勤，文要精。輕是指輕鬆。」琦君終身景仰夏承燾老師，因為夏承燾老師不僅教導琦君文學方面的知識，更於日常生活中教導人生哲理。在風景秀麗的大學裡，琦君常與恩師夏承燾（字瞿禪）先生請益詩詞。時與同學追隨老師於六和塔吃碗片兒湯，再散步於錢塘江大橋、九溪十八澗沏壺龍井清茶，配上兩碟花生米、豆腐乾，便吟起詩詞，眾徒就是在老師寓教於山水之樂中浸淫薰陶，獲益良多。

老師偶而興致來了，會送每位學生一首即興詩，其中一首是針對琦君性格而寫的詩：「莫學深顰與淺顰，風光一日一回新，禪機拈出憑君會，為有花時已是春。」〈楊柳枝〉，這是勉勵多愁善感的琦君，要不為艱難，堅強起來，因為人世間的風光永遠是變化莫測的，要運用智慧去領悟世間的一切美好；記住，花雖然還沒開放，但春天就要來到了。還有一句也是琦君常引用夏老師的詞：「留予他年說夢痕，一花一木耐溫存」意思是說歷經了人生點點滴滴的悲苦喜樂之後，都要轉化為堅定的信念，因此琦君一生在寫作與處事，皆深受影響。

正當琦君享受青春年少的自由與學習之樂時，1938年因中日戰爭，不得不輟學回鄉，受同在瞿溪避禍的夏老師就近教誨。隔年返校續學，受美籍老師 Dr.Day 與Mrs. White的啟迪，體悟無論中西名著，總要在至性至情中出發，以及實際的體認下著筆。1941年，琦君大學畢業後後任職於上海匯中女中。1943年回故鄉，任教永嘉聯中，1945年國民政府抗戰勝利後任教於母校杭州之江大學並兼任浙江高等法院圖書管理員。

琦君的筆名是有其由來的，抗戰勝利時，琦君任職蘇州高院，夏承燾老師告知琦君，龍沐勉老師因在汪精衛偽政府主編一份學術性刊物被判文化漢奸囚禁在蘇州監獄，琦君感於當年師生之誼，乃決心以弟子身分作擔保，代龍老師申請保外就醫。在申請過程中，夏老師給獄中的龍老師寫信，為避免嫌疑，對琦君這學生就只用一個「琦」字代表。因琦君的本名是希珍，夏師常以「希世珍琦，出人頭地」相勉。龍老師則會在信中「琦」字之下，加一個「君」字表示禮貌，於是「琦君」二字就常出現於兩位老師的書信中。
為紀念這一段往事，在琦君開始寫作，完成第一篇稿子時，就鄭重寫下一直牢記心中的「琦君」二字，作為他的筆名，一則感念師恩，二則亦以此兢兢自勉。

1949 年 5 月，大陸淪陷隨國民政府渡海來臺，那時身上只有一張文憑和七塊銀元。6 月間第一篇《金盒子》投中央日報副刊，旋即刊出，又得文壇前輩蘇雪林及謝冰瑩的鼓勵，於是開啟了她的作家生涯。

1951 年，琦君嘗試寫短篇小說，《文壇》月刊創刊號刊出她的第一篇小說《姊夫》，並附帶提起她之所以寫小說的興趣，從此又向短篇小說方面發展。其實琦君的小說往往有一個真實的人、事、物作為背景，寫來如行雲流水一般自然平順，不似一般小說的刻意製造的高潮迭起，具有一種空靈的美，像極了柏拉圖式的精神理想層次的愛情，所以有人評論她的文章：「散文似綠野平疇，意境超逸；小說若小橋流水，潺潺不絕。」琦君個人則認為小說和散文的寫法不同：「散文是直抒胸臆，信筆寫來即可；小說則必須設身處地體念，且必須跳常出格局情節之外。」

1954年，琦君自費出版首本散文及小說合集《琴心》。長達 50 多年筆耕不輟的寫作歷程中，琦君的作品橫跨散文、小說、評論、兒童文學等各領域，是臺灣文壇60 至70年代發揮影響力的散文主力作家，而且歷久彌新，成為20世紀華人世界的重要作家，直追冰心。

琦君的小品令我們想到冰心最細緻的文字，然而我們知道，琦君的感觸和筆路都已遠遠超越了冰心。90年代李今編《琦君散文選》，甚至說：「琦君這個名字對大陸的讀者來說，還是陌生…… 不知道琦君不要緊，相信只要你喜歡冰心就一定會喜歡琦君。」

其散文（如《桂花雨》）常被臺灣中學課本收為教課內容，《媽媽的手》被香港課本列為教材，是作品入選中學課本最多的作家。琦君的作品（如《下雨天，真好》）多次為美國《讀者文摘》中文版轉載，是被美國《讀者文摘》選載文章最多的華語作家，亦曾被譯為英、日、韓文，在現今包括中國在內的中國當代文學界甚具影響力。其後期作品短篇小說《橘子紅了》曾被公共電視台改編為連續劇，由 李少紅導演，歸亞蕾、周迅、黃磊、寇世勳等人主演的這部制作精良、耗資巨大的劇集被譽為中國電視圈的“文藝巨制”，在臺灣及大陸播放後，引起熱烈回響及廣泛討論，深受海內外讀者歡迎。

棄婦的一首挽歌《橘子紅了》是琦君偶爾為之的一篇小說，主題與她多篇散文相同──舊社會中“封建家庭”犧牲者，棄婦的一首挽歌。

大伯在外當官娶了交際花的姨太太，從此伯媽在鄉下就守了活寡。大伯無子，為了挽回丈夫的心，伯媽擅自替大伯娶了個貧家女秀芬做三姨太，做為產子的工具（這種怪事中國舊社會時有所聞，在別的國家則匪夷所思）。大伯回到鄉下，並與秀芬圓了房，可是匆匆地又走了，自此后，給伯媽的家信中，只有“秀芬均此”４個字，于是家里又添了一個棄婦。

其間秀芬與大伯的兄弟六叔之間，卻發生了一段似有似無的愛情，以當時的社會倫理，當然這段愛情必須以悲劇收場。秀芬果然懷孕了，然而伯媽的願望並未達到，大伯沒有回心轉意，倒是交際花二姨太緊張起來，親自下鄉，要把秀芬帶走，以便監控（這是重施王熙鳳對付尤二姐的故事）。秀芬一害怕，胎兒也弄掉了，于是便失去了她產子的功用，抑鬱以終。

這則古老的故事，琦君著力描寫秀芬這位苦命女以及她與六叔那段淒美的愛情，但據我看，在這個故事中，伯媽這個三從四德看似平凡的舊式婦人最是特殊，她自己做了槁木死灰的棄婦還不算，又拉了一個年輕的生命跟她陪葬。替丈夫納妾生子，其實出自她自私的動機：希望把丈夫從交際花身邊奪回來。秀芬之死，伯媽是要負責任的。然而在琦君筆下，伯媽又是那樣一個“豆腐心腸”的大好人。

其實大伯按傳統標准也沒有不好，三妻四妾是社會容許的。琦君作品中這些“好人”卻往往做出最殘酷、最自私的事情來──這才是琦君作品中最驚人的地方。細細思量作品深度論者往往稱贊琦君的文章充滿愛心，溫馨動人，這些都沒有錯，但遠不止此。往往在不自覺的一刻，琦君突然提出了人性善與惡、好與壞、難辨難分、複雜曖昧的難題來，這就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深度，逼使人不得不細細思量了。

琦君在小說中呈現較多思考情與愛、惡與善、美與永恆的哲理問題，雖主題是懷舊的，但多半寓寄著生命的省思。五○年代的小說作品，較為肯定人性光明的一面，並對單純的情愛寄予希望。後期的作品，則對人類的惡及衝突有較多正面的描寫，反倒更能展現真實的「人性」。除此之外，對於女性角色的偏愛，也是她小說的特色所在。琦君小說中的主角大多是：1、女性；2、身處情愛或家庭關係中。不論是傳統或現代她都試著去解讀她們的處境。

1949年6月，琦君第一篇《金盒子》投給中央副刊，旋即刊出，文中琦君憶及童年在大陸家鄉的種種事情，以清麗的文字，講述她與哥 哥生離死別的切膚之痛和無盡的哀思《金盒子》讓一樣孤身來台的李唐基先生感動而寫信給她，並且在信後附上杜甫的詩「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打動了琦君，而於二年後結婚，那年琦君34歲，而李唐基先生 30歲。兩人於1950年8月結婚，並育有一子李一楠。

李唐基這位來自四川酆都古城，早年畢業于復旦大學經濟係的學子，1946年 因工作需要來到臺灣，由于戰亂，孤居臺灣，不能與大陸的親人相聚團圓。琦君的《金盒子》一文，觸動他骨肉分離的無比痛苦，使他更加想念遠在大陸的兩位小弟弟。李堂基將《金盒子》小心翼翼地剪下，粘貼起來。也許是冥冥之中的神助，或者命運之神的紅娘早已一線相牽，一次偶然的機緣，李唐基經朋友的介紹，認識了 一位名叫潘希真的女作家，經互相了解，才知道眼前的這位潘小姐就是《金盒子》的作者琦君。

李唐基先生是琦君最忠實的讀者，也是琦君的精神支柱。李唐基喜愛琦君的文學作品，他不但心甘情願地作琦君的第一位讀者和編輯，還是琦君作品的第一個推銷員。在琦君未成名時，他利用上下班之余，騎著自行車，把書裝在車兜上，挨家挨戶上街推銷琦君的第一本文集《琴心》。琦君在《我的另一半》文章裏，對她的先生李堂基有這樣一段評價：「俗語說：“年少夫妻老來伴”，又說：“不是冤家不碰頭”。中年以後，和“冤家”廝守在一起，彼此欣賞著對方的優點和缺點，這份樂趣，也許更有勝于“含飴弄孫”呢！我的那一半自然是優點多于缺點。即使是缺點，在他自己看來，都是優點———男子漢的通性，大丈夫的氣度，所以做妻子的也沒有不欣賞的自由。」

琦君曾說自己其實並不懂得什麼是兒童文學？由於本身很愛小孩，也為了彌補當年因忙於工作寫稿，而對獨生兒子（楠兒）的疏忽照顧，雖然兒子已長大成人，所以懷著一分母親歉疚的心情來寫作兒童文學。希望透過這些作品讓其他兒童培養出對文學的喜好，也能給每一個小孩溫暖的童年，好讓他們早早感覺人世間可以擁有這麼豐富的愛。琦君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嗜好，那就是在臨睡前一定要翻閱兒童讀物，因為那樣可以使我安詳恬靜地進入夢鄉。或許基於如此，她才願意在繁忙的寫作工作裡，投注心力於兒童文學。因本身常保赤子之心，不但喜愛收集洋娃娃、小玩意和小動物，也喜歡看兒童讀物，所以常為小朋友執筆寫些可愛溫馨的小說，如：《賣牛記》、《老鞋匠和狗》等以及兒童翻譯小說《涼風山莊》、《比伯的手風琴》、《李波的心聲》、《愛吃糖的菲利》、《小偵探菲利》、《菲利的幸福符咒》等。

琦君在台期間曾任高檢處紀錄股長、高等法院書記官，原本想轉考司法官，卻因法令變遷而放棄，而後調任往司法行政部編審科長，負責受刑人教化教材的編審工作，至1969年退休為止。琦君認為，從事寫作的人應該多多擴展生活領域，培養悲天憫人的同理心，在司法界工作正好給了她這個獨一無二的機會。於是在這段期間，她曾造訪全省監獄的受刑人，發現了許多感動人心的故事，琦君將這些感人的故事寫成小說、廣播劇，同時也寫了唯一一部社會寫實小說《繕校室八小時》。

除了從事司法工作外，琦君同時也在學校授課，最初在淡江英專，繼而在世界新專、中國文化學院。1975年受到同為作家的孟瑤之邀，到中興大學兼課。1980年自美返台，又再度任教於中央大學中文系，講授新舊文學。由於國學底子深厚，先後教過小說選、戲劇選、詩經、楚辭、史記、詞選及歷代文選等。所教的學生無數，甚至有明星盧燕，真情摯懷的琦君更在當時寫了一首贈別詩給盧燕。

彭歌曾在＜東方的寬容＞一文說到琦君教書的功力：「很多學生都說，聽過她的課以後，才更喜歡中國文學。」琦君在教書上下的苦心，深得學生的心。我們可以如是說，不論是司法界、教育界，琦君從事都是與人交流的工作，也因為她的真誠感動了更多的受刑人及學生。

1983年琦君隨在海運公司工作的夫婿外調寓居美國於赫德遜河畔新澤西州的一個清幽小鎮，專事寫作，在當地《世界日報》設有專欄，並參加美國的文學座談會。1990年與1992年，琦君曾回杭州。2001年10月22日座落於中國浙江省溫州市甌海瞿溪鎮三溪中學內，原為琦君祖家的琦君文學館開幕。

2004年六月琦君與夫回到臺灣，定居台北縣淡水鎮一所專為銀髮族設計的飯店式住宅「潤福生活新象館」，期間出現多個書友會聚會，如三民書局為她舉辦的「琦君迷同學會」。同年，臺灣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辦了個「琦君資料及作品展」，把她所有作品的各種不同版本、各家評論做了完整的蒐集和展出；當時用了一個標題「歡迎琦君回中大！」，琦君看了非常開心，她曾經在中大中文系教授新文藝課程，啟發了很多學生。

在琦君先生李唐基的同意和協助下，臺灣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成立琦君研究中心，兩度舉辦「琦君研討會」，並開辦「琦君文學專題研究」等課程。琦君研究中心在國科會贊助下正進行「琦君資料彙編及作品重探」計畫，除了文學作品外，還蒐集了大量的琦君照片，包括她童年家鄉的照片，也有兩、三百封她與朋友間的通信，在信裡可以看到琦君的另一些面向。

2004 年10月，琦君獲中華民國總統頒授「二等卿雲勳章」殊榮。2006年4月30日，出席亞洲華文作家文藝基金會「向作家琦君女士致敬」記者會。2006年5月 13日，琦君因感冒引起肺炎而入院。2006年6月7日凌晨4時45分，病逝於臺北和信醫院，享年88歲。2006年6月19日上午8時30分於臺北第二殯儀館懷恩廳舉行公祭，靈堂懸掛著以她著作書名所聯綴的輓聯：「三更有夢書作枕，夢痕猶存，橘紅點點，桂花雨歇燈花落；千里懷人月在峰，七月哀傷，煙愁漫漫，母心天空琴心連。」

琦君被歸類作懷舊文學（回憶文學）創作的代表，於當代中國文壇上佔有不可磨滅的一席之地。懷舊主題在古今中外均屢見不鮮，所謂懷舊，有時固然是來自現實環境的實質割離，而對過往人、事、物的懷想，但更多的時候往往導源於內心對生命根源的追尋。

1949年大陸淪陷，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隨著國民政府播遷來臺，其中，許多離鄉背井隻身來台的文人，都遭罹了一番《失樂園》的痛楚，思鄉懷舊便很自然地成他們主要的寫作題材了。渡海來臺的中國大陸作家因時代的動盪不安，對過去安定的生活有所緬懷，因而透過文字以抒發對過往生活的眷戀。林海音寫活了老北京的《城南舊事》，而琦君筆下的杭州，也處處洋溢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初來臺的琦君面對獨自在異鄉生活的無奈與艱辛，忍不住發一嘆息：「離鄉背井，浮海來台，焉得不充塞著滿腔的悲憤與沉痛？」在《鄉思》裏，她寫得更懇切：「來到臺灣，此心如無根的浮萍，沒有了著落，對家鄉的苦念，也就與日俱增了。」自從去臺灣以後，琦君絕少回過故鄉溫州，可對這塊出生地的迷戀，使她夢魂牽繞：「昨夜夢魂又飛歸故裏，躺在雙親的墓園中，擁吻著綠茵覆蓋的芬芳泥土，望著悠悠出岫的白雲，多年抑鬱的情懷得以暫感舒松，可是短夢醒來，淚水又濕透枕邊，美麗的家園啊！它依舊是海天一角，水闊山遙。」在經歷家國動亂之後，琦君的內心激盪著憂思，對故鄉的懷念與對往日的追昔，憑著自己的觀察和回憶，進一步發為文字，在懷舊文學的創作上有了突出的成績。

琦君一半以上的作品都是描寫她在家鄉（浙江永嘉）度過童年和求學過程中的人與事。人怎麼能忘記過去呢？尤其是童年。像《金盒子》、《油鼻子與父親的旱煙筒》、《小玩意》等篇，都是極佳的描寫童年生活的散文。像《小玩意》這篇回憶童年的散文，便是在笑影中閃著淚光的作品，天真未冺的孩子，當爸霸取了姨太太回來，母親躲在房裡哭泣的時候，他門兄妹卻為了姨娘送來的一籃小玩意高興著。

不過歡笑的日子並不多，接著是那篇《金盒子》，也是一個小玩意，當這對兄妹分離時，就藉著這「金盒子」來作為她寂寞的田園生活的良伴，引起他無限思念哥哥的情意。但是一年後原本可以歸來的哥哥，去迎接他時卻是一具冰冷冷的棺柩和爸爸的淚水。她對於自己寫懷舊文章也有一番評述：「一說起從前，我的話題就滔滔不絕。說起從前，我就感到快樂溫暖。哪怕當年哭過，如今提起時還會再哭，也是快樂而溫暖的。
我只覺得追念雙親之愛，懷念詩友之誼，會給我更多的激勵，使我更體認到生命的可貴，生活的溫馨美好，而思有以為報。」琦君在《紅紗燈》序中說：「我並不是一位沈浸在回憶中，不能忘情舊事，而是拂不去的舊事，給予我更多的信心與毅力。」

琦君的散文風格，以溫柔敦厚、晶瑩清澈、典雅雋永著稱，在平實樸素中具見人情之真切，最吸引人之處是那一股淡淡的煙一般的清愁，清淡而雋永，實為現今功利社會不可或缺的一股清流。琦君說：「我對『煙愁』這兩個字有一分偏愛。淡淡的哀愁，像輕煙似的縈繞著，也散開。那不象徵虛無飄渺，更不象徵幻滅卻給我一種踏踏實實的，永的、美的感覺。」這一份縹緲的愁緒，形成了她文章獨特的美麗，但她的愁絕不刻意拿捏，不賣弄技巧，卻能讓感動在字裡行間流露，不矯情的文字受到很大的肯定。

琦君的作品常帶著一份淡淡的愁，不是傷人的哀嘆，是永遠無害的淺愁。琦君懷舊憶往，捕捉美好的剎那，如歌的行板，哀而不傷；赤子情懷，慈藹之貌，一覽無遺。也或許是她的早熟，讓她對生命有了更細緻的體會，這讓她的作品多了一份成熟，也讓她對作品中的女性多一份憐憫和關懷。然則,她又如何能不流入泛情的哀歎? 琦君時常能於筆端瀕近過度的憂傷之前,忽然援引一句古典詩詞,以蒙太奇的聲形交錯,化解幾乎逾越限度的憂傷,搶救她的文體於萬險之間,忽然回頭,保持琦君散文的溫柔敦厚,而且更廣更博。

琦君文筆如行雲流水，如綠野田園，使人流連往返，應接不暇！語言含蓄精鍊，匠心獨運，無累贅繁複之感，感情溫柔敦厚，處處透露著高雅的氣韻，以自然之事，寫真實之情，無怪乎林海音說琦君「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文字書寫上沒有過份渲染的華麗詞藻，也無艱澀難懂的文句組合，總以平易近人，淺顯易懂，質樸之文筆細述過往記憶，營造出個人獨特風格。誠如琦君《琴心》一書後記中所言：「我只是樸實地用膚淺的文字，傳遞出我的點滴心聲，這一字一句裡有我歡笑，我的眼淚，有我對過去不盡的懷念，對未來無窮的希望。」

琦君為文，不事雕琢，長於心理描繪，而以空靈淡雅取勝。其情緻有如綠野平疇，行雲流水，令人超逸意遠，餘味常在欲言未言之間。從不在文字上刻意雕琢的她，「以自然之筆，寫真實之情，不虛飾，不矯情」是一貫的寫作宗旨。對於寫作的重點，琦君經過檢視也有一番期許：「我是隨性所之的人，不願過分限制自己，今後寫作散文，我仍會以白描之筆來寫。只是在對人物領悟上，希望自己往更深處發展。」她也要求文章：「一平易近人、二淨化、三蘊藉、四真摯」琦君堅持「風格就是文格，也就是作者人格的表現。」筆觸充滿著傳統的審美價值，延續了五四時代的抒情。

琦君的散文無論寫人、寫事、寫物，都在平常無奇中含蘊至理，在清淡樸實中見出秀美；她的散文，不是濃妝豔抹的豪華貴婦，也不是粗服亂頭的村俚美女；而是秀外慧中的大家閨秀。琦君可說是當代中國女作家中具有深厚國學根基的一位，她的詞造詣尤高。中國古典詩詞的意境尤美，文字凝練，表現手法多種，而這些優點散文都可吸收並加以運用。她說：「原來，我是學舊文學的，舊文學對於虛字的運用，聲音的重複，都有極嚴格的訓練。因此，在學語文體時，不由得不注意字句的簡鍊、音調的鏗鏘。」受了古典詩詞薰陶的影響，琦君總是希望自己的文章要如「行雲流水」，使讀者讀起來很順口，音調很美。

自五四時期以來的現代散文創作，從思想內容到藝術形式，都是一種嶄新的作品，然而它又合乎邏輯地繼承中國古典文學的優秀傳統，並且創造性地借鑑了外國文學有益的經驗。而此時期的現代散文作家，也大多習慣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琦君即是相當明顯的例子。中國古典詩詞的許多句子在琦君的文章裡，早已不露痕跡的現代化了。因此琦君的白話文章常適時引入古文詩詞，卻絕無深僻難懂的字句，讀來清淺自然，卻是一字也增刪不得。她在深入淺出的說理之中，仍洋溢著一片真摯樸實之情，信手拈來的詩詞或先哲雋語，都能妙法天然，相得益彰。她的文章溫柔敦厚，悲憫人性的弱點卻不落通俗，被公認為為從古典文學過渡到現代文學中最成功的典範。

琦君的名字幾乎就是現代散文的代稱，她被余光中列為第一代女散文家的代表。評論家夏志清先生在1974年9月5日給《書評書目》編輯的書簡即言：「琦君的散文和李後主、李清照的詞屬於同一抒情傳統，但它給我的印象，實在更真切動人，她的成就、境界都比二李高。我真為中國當代文學感到驕傲。我想，琦君有好多篇散文，是應該傳世的。」他以為《一對金手鐲》、《髻》這些文章，早該取代朱自清的《匆匆》、《背影》成為中學教材，甚至列入「諾貝爾文學獎」毫不遜色。

而楊牧則言：「琦君散文的嚴密深廣，復寓於平淡明朗之中……琦君散文之所以能寓嚴密深廣於明朗平淡之中，除了以她通達的人情為基礎，則為這份文學技巧的自如運用。」1999年臺灣文學經典選拔時，女性散文入選的僅有琦君和簡媜二位，超越其他女性作家。琦君的作品，在現今包括中國在內的華文界甚具影響力，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華人作家之一。臺灣《中國時報》對三十年來圖書出版情況作了一次調查，統計結果，作品最暢銷的男女作家分別是林清玄和琦君。琦君，名列十大女作家之首。

琦君以她的真摯豐富情感及深厚國學知識作她文學的骨架，洗鍊的文字佈開人情風俗的真與善，保守自恃，為中國小品散文建立溫柔敦厚的面貌與法則。在這一代文人作家之中，像琦君這樣這樣富於東方氣息的已經不多了，東方人的某些敏感與寬柔，是她的特長。 讀琦君的散文，我們更會發現中國傳統的文化道德觀念對她的影響是很深的。

琦君的思想，是根植于傳統文化的豐厚土壤之中的，作為一種文化形態的傳統倫理道德觀念，有其合理的和積極的因素，有其持久的生命力。儒家思想宣揚的仁愛、正義、寬容、和諧等道德觀念，是中華人文思想的結晶，在今天仍有其得到宏揚的必要。琦君身體力行，不斷拓展視野、充實心靈，探討人生意義，肯定生命的價值，努力創作出融真善美為一體的作品。琦君浸融儒家、佛教、基督教三者學說，凝聚成自己的人生智慧，在內心升華為一種愛的情感，並以此觀照美國社會的現實生活，寄托于懷舊憶往的文字之中，不停地探索中華傳統倫理道德價值和美的精神世界，呼喚蘊藏在人們心中的美好記憶與感情，使其作品成為人們紛繁復雜的內心世界的精神向導。

琦君是文壇的長青樹，她的作品陪伴我們成長，也啟示我們欣然面對人生的每一階段。我們相信，喜愛文學的人都和琦君一樣，永遠都是有情人。

琦君曾獲多次文學獎殊榮。1964年《煙愁》獲中國文藝協會散文創作獎章，1970年《紅紗燈》獲中山學術基金會文藝創作散文獎，1974年《留予他年說夢痕》獲中國文藝協會第四屆獎章，1985年《琦君寄小讀者》獲台灣第十一文藝獎另還獲得行政院新聞局優良著作金鼎獎，《此處有仙桃》獲國家文藝獎散文獎另還獲得行政院新聞局優良著作金鼎獎等獎項。2004年10月，獲中華民國總統頒授「二等卿雲勳章」殊榮。




琦君作品列表

* 《琴心》，1954年1月國風雜誌社出版，1980年12月爾雅出版社出版。
* 《菁姐》，1956年1月今日婦女半月刊出版，1981年12月爾雅出版社出版（增訂本）。
* 《百合》，1958年9月開明書店出版。
* 《溪邊瑣語》，1962年5月婦友月刊社出版。
* 《煙愁》，1963年8月光啟出版社出版，1975年書評書目社出版，1981年9月爾雅出版社出版，獲得中國文藝協會散文創作獎章。
* 《琦君小品》，1966年12月三民書局出版。
* 《賣牛記》（兒童文學），1966年12月中華民國臺灣省教育廳出版。
* 《繕校室八小時》，1968年1月中華民國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 《老鞋匠和狗》（兒童文學），1969年6月中華民國臺灣省教育廳出版。
* 《紅紗燈》，1969年11月三民書局出版，2002年6月三民書局出版，2006年6月爾雅出版社出版，獲得中山學術基金會文藝創作散文獎。
* 《七月的哀傷驚聲》，1971年11月文物供應社出版。
* 《三更有夢書當枕》，1975年7月爾雅出版社出版。
* 《琦君自選集》，1975年12月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 《桂花雨》，1976年12月爾雅出版社出版。
* 《細雨燈花落》，1977年1月爾雅出版社出版。
* 《讀書與生活》，1978年1月東大圖書公司出版。
* 《千裡懷人月在峰》，1978年8月爾雅出版社出版。
* 《與我同車》，1979年3月九歌出版社出版。
* 《錢塘江畔》，1980年4月爾雅出版社出版。
* 《留予他年說夢痕》，1980年10月洪範書店出版，獲得中國文藝協會第四屆獎章。
* 《詞人之舟》，1981年4月純文學出版社出版，1996年爾雅出版社出版。
* 《琦君說童年》，1981年8月純文學出版社出版。
* 《琦君說童年》，1981年8月純文學出版社出版。
* 《母心似天空》，1982年1月爾雅出版社出版。
* 《燈景舊情懷》，1983年2月洪範書店出版。
* 《水是故鄉甜》，1984年5月九歌出版社出版。
* 《此處有仙桃》，1985年6月九歌出版社出版，獲得國家文藝獎散文獎。
* 《琦君寄小讀者》，1985年6月純文學出版社出版。
* 《玻璃筆》，1986年11月九歌出版社出版。
* 《琦君讀書》，1987年九歌出版社出版。
* 《青燈有味似兒時》，1988年7月九歌出版社出版。
* 《淚珠與珍珠》，1989年10月九歌出版社出版。
* 《母心‧佛心》，1990年10月九歌出版社出版， 1992年9月爾雅出版社出版。
* 《媽媽銀行》，1992年9月九歌出版社出版。
* 《萬水千山師友情》，1995年2月九歌出版社出版。
* 《永是有情人》，1998年2月九歌出版社出版。
* 《鞋子告狀》，九歌出版社出版，獲得行政院新聞局優良圖書金鼎獎。
* 《橘子紅了》，洪範書店出版。
* 《一襲青衫萬縷情》，爾雅出版社出版。
* 《文與情》，三民書局出版。


琦君文學館

座落於中國浙江省溫州市甌海瞿溪鎮三溪中學內，原為琦君祖家，2001年10月22日開幕，展館是由會客室、生平室、作品陳列室、名家評論、讀者來信、名言摘錄等六部分組成，目前已收集琦君作品38部。琦君逝世後，其夫李唐基表示，琦君之骨灰將在此長久安放，以承其落葉歸根之遺願（現暫安放於臺北）；並整理更多遺物，一同典藏館內。